第350章 再邀日军 (第1/2页)
　　
　　1890年6月17日，山县有朋正在自己的首相官邸看着一本书，确切地说，这是他自己的“著作”，《军人训诫》。
　　
　　说起这本书，那也是很有历史的。山县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十几年前，同套的还有《军人守则》和《军人敕谕》。其中，《军人守则》列举了军人的七大职责: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军人训诫》则以“忠实、勇敢、服从”为基本精神的，要求日本军人绝对无条件服从天皇。而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则明确规定日本军人要“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归俭朴”，其中核心是“尽忠节”和“尚勇武”，对军人精神所应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圣责任感的高度，即“责任重于泰山，死亡轻于鸿毛”，要求军人必须具备以死效忠于天皇的“崇高”观念。
　　
　　可以说，这三本书中的规定造就了后来的日本“皇军”，其精神理念也一直支配着“皇军”到1945年。可为什么会有这三本书呢？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或者说，是有一些由头，才会让山县有朋有这个机会抛出这些玩意儿来的。
　　
　　那还是在十几年前，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扶植明治天皇推翻了德川幕府的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献给天皇6300名“御亲兵”。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由于明治维新的前期各地叛乱不断，这些“御亲兵”忙于镇压各地藩主士族的反叛，很是耗费了一些功夫。不过，虽然四处镇压，“御亲兵”们却依旧没能起到太大的镇慑作用。到了1877年（明治十年），来了一场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反叛。被内讧轰下了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也就是“御亲兵”们的前任大头子西乡隆盛（就是前面所写的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哥哥），带着7个大队的13000名士兵打着“有话要对政府说”的不明不白的旗号从鹿儿岛北上，和九州的士族们一会师，组成了一支30000多人的部队，把个熊本给包围起来了。还放出话来，要一直打到大阪、东京。
　　
　　当时的明治政府非常慌忙，赶紧派兵镇压。先是派了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一个就是时任陆军中将的山县有朋，另一个则是海军中将川村纯义，让这两位给亲王帮忙做参军，三人就带了一大堆老兵新兵，以及不是兵的士兵们去“讨贼”。
　　
　　为什么说还有一群“不是兵”的兵呢？因为征讨兵力不足，明治政府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去玩命去了。
　　
　　结果这一仗打了七个月。最后官军赢了，贼军首领西乡隆盛自杀。不过，官军也确实该赢。首先，反叛军是所谓“贼军”，道义上就输了一着；其次，反叛军的口号也不明不白，“有话要对政府说”是个什么意思？既然有话说，那怎么还想打到大阪和东京？这是有话说的体现吗？第三，官军的武器比贼军要强的多，用的都是法国制的野山炮和步枪，贼军却没有；最后就是钱，贼军军费只有70万元，而官军用了4160万。所以说贼军根本就没有胜算。
　　
　　但是日本政府还是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双方实力悬殊这么大，这仗居然还打了7个月，大家觉得很不正常！于是，开会总结，几次之后，大家理出了一条头绪：文官掌了统帅权。文官不是武将，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把战机给延误了。还有一条呢，就是参谋的水平太差，一个好招都支不出来不说，还尽出些蹩马腿的臭招。
　　
　　本来，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山县有朋也不会因为这个整出什么“大日本军人三件套”的书来。关键是就在明治政府在总统经验教训的时候，又出事了。而这次不是叛乱，是兵变！
　　
　　1878年，也就是明治11年8月23日夜晚。东京竹桥近卫炮兵营。队长宇都宫茂敏和深泽巳吉在睡梦中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俩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冰冷的战刀已经斩断了喉咙。紧接着，200多名近卫炮兵和陆军在军营里放了一把大火，映红了东京的天际。
　　
　　这拨儿军队非常有组织有纪律，这边火烧的正旺，那边又有90个军士拖着大炮跑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家门口放了几下，然后，可能是觉得只打大臣不过瘾，这些军士又拖着炮向当时的临时皇宫赤坂挺近。
　　
　　不过，此时已经升任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在听到炮声之后已经率领士兵赶来了。很快，就将那些实心眼儿，只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天皇陛下能给自己做主的，一见到政府士兵就主动束手就擒的兵变军士们给抓了起来。
　　
　　可是，这些士兵根本就不能理解山县有朋的愤怒。这位陆军大臣根本就没有给他们机会，直接下令将带头的55个人枪毙示众，其它随着凑热闹的也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可是，身为天皇的“近卫”军，这些兵士为什么要造反呢？而且，这可是炮兵啊。在19世纪中后期，炮兵，尤其是近卫炮兵，那地位跟后世中国的二炮官兵也相差仿佛了，甚至还要更高，他们为什么要发动兵变呢？
　　
　　说到底，都是因为一个字：钱！
　　
　　这场叛乱的起因在于日本军队里的贫富分化太严重。当时，被杀死的宇都宫每月工资是100日元，而最下级的炮兵只能拿到2日元30钱。从当时的物价水平来看，一个下级炮兵的薪水还没有一个民工挣的多。能不造反吗？不信？不信你让一百多年以后的二炮士兵每个月只拿200块钱试试。
　　
　　竹桥事件给了山县有朋和时任内务卿，实际已经是首相的伊藤博文很大的打击。他们发现，原来通过募兵制找来的兵和原来的私兵不一样，居然会造反。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又特别紧张，再过两年就要实行议会制了，西乡隆盛是已经死了，但他的支持者还有不少。那些小西乡们也知道武力造反行不通，纷纷改行搞起了政治，鼓吹什么自由民权，到时候在议会里面肯定少不了。这样一来，到时候议会万一被这拨自由派给把持了，指挥军队打回来怎么办？
　　
　　于是，山县有朋想了一个主意。他提出把军队的统帅权从议会，政府那儿**出来了，直接交给天皇……而这么做，他给明治天皇，还有伊藤博文等人所陈述的理由则是不能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
　　
　　就这样，到1878年12月5日，原来只是陆军省的一个局的参谋局从陆军省**出来了，成立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只要有参谋本部帮忙就可以直掌军队。
　　
　　而除了制度上的改变之外，为了控制军人的思想，山县有朋又捣鼓出来了《军人训诫》等三本书，要求日本军人要绝对忠诚、绝对勇敢、绝对服从。
　　
　　……
　　
　　可以说，参谋本部的确立，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严重一点，意味着政治和军事的分离。可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本部的**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这也是那些反对者们对此进行攻击的最大理由。
　　
　　山县有朋自己也很清楚这一切。可是，他始终坚持自己是对的。至于原因，就是因为这么做是“倒行逆施”。
　　
　　当时的日本政府正为巩固统治基础而闹心，听着几乎天天都有传来的叛乱消息，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政府军勾结起来。现在军队自己说不参与政治，那是求之不得。就算有人看出来了那又怎样？明知是毒药，只要能解渴，不还是要喝，即所谓“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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