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絮语 (第1/2页)
　　
　　邓友梅
　　
　　感谢作家出版社，鼓励与督促我编出这五卷本的集来。借此对我将近半个世纪来的文学写作，作一下检阅和小结。
　　
　　我发表第一篇作品，是一九四六年，在新四军的刊物《歌与剧》上，鼓励我写与为我发表那篇作品的是戏剧家张拓。这篇作品连同发表它的刊物已经无法找到。但从此引发了我从事写作的志愿，所以对张拓同志和这本刊物都终生难忘。
　　
　　我从那时算起，到今天已经过了四十三年。
　　
　　我的写作时间却不能以四十三年来算，因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二年间，我除了写“检查书”、“思想汇报”、“改造总结”之外没写过别的东西。虽然检讨书中少不了批判自己受外国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中国文艺黑线的影响，也还是归不到文学门类里边去。所以公平点说，我从事写作的时间应该把前十二年和后十五年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多年时间。好在*****中我没有参加“大批判组”“写作班子”之类的荣幸，倒也用不着把一些心爱的产品忍痛烧掉。
　　
　　当然，我还是作了些选择的。
　　
　　这次出的五本书，一本短篇小说，两本中篇小说，一本长篇小说，一本散文。
　　
　　我写小说从短篇入手，头两篇都发表在“说说唱唱”上。是经赵树理同志的手发的。头一篇是参加朝鲜前线慰问团文艺组，在田汉、田间等同志带领下，在大连集中时写出来的。当时参加那组的多是老作家，我在里边是个小催班。跟着人家学习，得到大家的指导。那批人现在剩下的大概不到半数了。田汉同志，安娥同志，田间同志都早已作古。王汶石、黄谷柳、刘盛亚、海默，也已去世。路翎虽然活着，已经不大能动笔；严辰、逯斐同志，老病缠身。倒是草明同志还精力俱佳。年轻的就剩下了我和林斤澜。斤澜功成名就，自成一家，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满头银发，一面红颜。仍时有新作惊世。前些年在天津还见到过何苦，不知他现在怎样了。
　　
　　我在年轻这辈人中也是最不成材的。但这头一篇小说得到几位老师的鼓励，就增强了我写小说的信心。树理同志看了这篇小说后，只提了一个意见：“你以后把字写清楚点行不行？别的我还能猜，这人名地名却没法猜。”同时又给我分派了一个任务：“马上就是八一节了，你再写一篇反映八路军生活的小说来。”于是就接着写第二篇。这就是《咱们都是同志》和《成长》。今天来看，实在是连中学生作文水平都没达到。我选这两篇，一是为纪念扶持我起步的几位老前辈，二是想露露自己的丑。提醒自己：别以为你有什么天才、灵气。扯淡！是老一辈人把着，扶着帮你走上这条路的。今天作出来的比前辈们期望的还相差得远。精力好就再努努力，精力不济了就老实呆着。别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作轻薄相！
　　
　　《我们的军长》是我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写时还没有粉碎“***”，在广播中听到陈毅同志去世的讣告后悲痛不已，偷着写几点回忆抒发一下对老军长的怀念，并没打算发表。我打成右派后曾给陈毅军长写过信，过了不久有个单位就找我去谈话。对我说：“陈毅同志来信了。现在中央对右派没有可以甄别的政策。只要一有，我们马上解决你的问题！”虽然中央这个政策直到*****后才发布，但陈毅同志在日理万机之际亲自过问我的事，却给了我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中坚持活下来的决心与勇气。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那种心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这篇写完就密藏起来的作品，“***”刚打倒后，被我儿时的战友，终生的大姐茹志鹃看见，在我还没落实政策的情况下，冒险拿到上海发表出来。她们曾向我退休前单位去信征求意见（我四十五岁那年曾奉命“自愿退休”），那边保卫科的同志很好，回信说：“改造期间没有新的罪行”。但世界变化比人想得更快，待作品发出时，全国已经在批判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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