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的故事 (第2/2页)
　　
　　过了一个星期，她打电话来，说是一切办妥，房管局负责人很支持她的研究计划，特别和那里的街道委员会打了招呼，要他们多加协助。
　　
　　第二天柳兰就乘着一部吉普车来接我了。我说：“你好大派头！”她说：“不，这位司机是业余摄影师，兼为学院拍些资料照片，所以他开车一起来了。”
　　
　　骑自行车骑惯。屁股底下一冒烟，马上那自我感觉就有点晕晕乎，似乎自己的身价也随着座下交通工具的升格而涨价。吉普车开到西楼大街，戛然而止，司机问我，“还往哪里走？”我往窗外一看，不禁暗自叫苦，十几年没来，叫我上哪儿找这个小府去呢？迎面而立的是个二十来层高的“西楼大酒店”，米黄色花岗岩墙壁镶着深茶玻璃，门外水池花场，颇为壮观。而距酒店大厦不过一箭之地，却又是一间矮得比吉普车差不了二尺的小木棚，木棚上用五颜六色画了许多眼睛，招牌则是“港妹发屋”。小府哪里去了呢？我正冲着街景发怔，从身后转过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士，按北京的新习惯，应称“女师傅”。“女师傅”冲我点点头问到：“你们是房管局调查组的吧？”
　　
　　“嗯？”柳兰在一旁插嘴说“是房管局的。可不是调查组。”
　　
　　“找一〇三号四合院对不对？我正等你们呢，随我来吧！打昨天我就听说你们要来了。房管局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街道委员会……”
　　
　　这位女师傅口不停腿不停，一直把我们领到酒楼两侧，发屋背后，转过一道广告牌，一〇三号缩在广告牌后边，显得又矮又旧，灰鼻子灰眼。幸亏檐下有砖雕，那上边“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三位仍坚守岗位没动地方，不然我真不相信这就当年我住过的那栋小府。
　　
　　走进门楼，看到原本是侧座房东山墙的地方开了扇小门，女师傅伸手一让说：“请屋里坐。”我们听命令而入。屋里很黑，乍进去看不清，女师傅最后进门，随手就拉开了灯。我们发现上了当——这是我当年住的三间房中最小的一间，如今砌了道墙与那两间分离了。总共有八九平方米，却放了两个双层床，一条桌子，四个箱子，两只椅子，水缸、碗橱、柜。我们别说坐，连站也站不下。
　　
　　“您不是调查吗？看看吧！”女师傅指一下四周说，“我五口人，到晚上除去上下层床上睡满，还要搭个地铺。拆迁以后，我们家不增加居住面积行吗？你们来一回调查组换一回人，没有一个说句痛快话的。你们今天再不说句痛快话，就别走了。你们表个态，将来大楼盖好分我几间？”
　　
　　“大楼？什么大楼？”柳兰满脸的“莫名其妙”，“谁给您分房？”
　　
　　“嘿，还给我装傻充愣？”女师傅冷笑道，“你们是房管局派来的对不对？”
　　
　　“对呀？”
　　
　　“你们的目的是看看现在住的怎么样？拆迁以后分配多少间楼房对不对？”我告诉你，分配少了我可不搬。挤了半辈子，赶上拆四合院了还不给扩大，我等到多咱？
　　
　　“您这可误会了，我们不是……我们是……”
　　
　　柳兰越着急越解释不清，我正要替她帮腔，忽然身后有人敲窗户。回头一看，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头正冲我招手：“来，来，我跟你谈点事。”
　　
　　我走到院中。这是位红光满面，慈眉笑眼，衣冠不正，说话和气的老头。一见我就慢声慢气地说：“您来半天了，站累了吧？到我屋坐一会儿？”说完并不等我同意，拉着我的手就进了倒座房的中间门。这就是二十年前我住进的那间房。可他住得比我干净，收拾得整洁，窗台上种着花，墙壁上挂着画，最引我新奇的是他的桌上、书架上，放满了各色各样的石雕，这些石雕都是在各种颜色的鹅卵石上，就其自然形状，略加雕琢而形成的人像、动物和山景，有的加了颜色，有的保持本来面目。
　　
　　我问：“这是您做的？”
　　
　　他说：“退休没事，弄点小玩意解闷。”
　　
　　“您这屋收拾得好整洁！”
　　
　　“我就一人，没孩子糟蹋，我听你们在那屋谈得很热烈，八成那女工又要你们多分房给她吧！”
　　
　　我说：“可不是吗？”
　　
　　老头说：“别听她的。别看她屋里放了四个人床位，其实就两入住，她儿子在别处还有一套子，她是张口三分利，你们分她两间一套她准搬，拆房的事别因为她耽误了。我这辈子没别的要求了，就等着往楼房里搬家。”
　　
　　我奇怪地问：“您一口人在这儿住两间满舒服，怎么还想搬楼房？”
　　
　　他说：“我不多要，比这房面积小点也可以，可一定要住楼。”
　　
　　“为什么？”
　　
　　“住四合院做饭取暖得买煤、生炉子！我这么大年纪了，搬煤搬到何时为止呢？用水也是个事儿呀，全院十几户就一个水龙头，天天打水要排队。还没厕所只能用街上的公厕，我又有个五更泻的毛病，弄不好就脏了裤子。楼房有煤气、有暖气，各家有自己的卫生间，那多方便！我老了，也该享受点现代化呀……”
　　
　　他还没说完，从外边闯进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气哼哼地问道：“哪个是调查组的同志？”我答应了一声，说：“我是，可我们是调查四合院建筑艺术的，不管分房。”
　　
　　“管不管落实政策？*****抢占了我姥姥的房子，为什么还不腾出来？”
　　
　　“二妞，二妞你出来！”随着喊声一位鬓发花白的老妇人走了进来，伸手就去拉那姑娘说：“人家谈正事，你别捣乱快出来。”
　　
　　这声音很熟，不由得对她注目而视，恰好她也回头看见了我，一下子我们互相都认出来了，同声说：“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
　　
　　这是原来房东家包老太太的女儿玉茗，那时她不过四十多岁，如今成了老妇人。我问她：“你还在这院住哪？”她说：“*****搬出去几天，老太太死去了。去年落实政策，我们又搬了回来。”
　　
　　“占了我们七间房，就还给我们一间小耳房。”姑娘愤愤地说：“这叫什么落实政策？”
　　
　　“胡说！”玉茗继续道：“政府已经把产权交还给我们了，住户一时找不到房子搬不出，这也没办法，大家都困难，将就点吧，您怎么不当记者，发起房产来了？”
　　
　　我就告诉她，我是陪工程师来调查四合院的建筑艺术的，并不发拆迁分房。
　　
　　正说到这儿，外边人声嘈杂起来，老头听了听，就出屋去看热闹。姑娘也跟着出去了。玉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衣袋中掏出一封信来说：“这是我昨天给报社写的一封读者来信，正犹疑要不要寄，您来了，交给您吧。”
　　
　　我接过信，摸着很厚，问道：“谈什么的？也是要求落实政策？”
　　
　　她说：“不，虽说房子叫大家住着，产权已经还我了。挤点我也认可，住在四合院里心中就踏实，我就觉着我还住在北京，我还是北京人，再好的楼房，再现代化的设施，我也住不安宁。我就是一个要求，别拆，别拆。我挤着点，忍了，大伙在院里搭小棚、盖小房，弄得像天桥的破烂市，看不见天看不见地，我也忍忍，可就别拆它。北京没了个四合院了，没了四合院还算北京吗？得，我不耽误您工夫，就请您把我的要求提上去。”说完，她很礼貌地点点头，走了出去，这时外边的声音已经滚水开锅似的了。只见垂花门内，各种材料，各种样式的小厨房把院子塞满，在这些小棚之间，站着男女老少各色人，带着高兴的、苦恼的、愤慨的、请求的表情，七嘴八舌争着说话。柳兰和司机站在人群中，不断地点头、摆手。嘈杂声中听出人们说的都是关于房子的事。正在乱得不可开交，从大门外闯进来几个西装笔挺，皮鞋铮明的人物，其中一个高个儿大声喊道：“柳兰同志，柳兰在哪里？”
　　
　　这声音很熟，仔细辨认一下，竟是当年监督我们劳动改造过的侯主任，我不由得浑身皮肉有点发紧。这时柳兰也从垂花门里挣脱出来了。她像我一样，一见侯主任两腿不由得打个哆嗦站住。侯主任眼快，立刻人到声到，喊叫着伸过手去：“哎呀，老战友了，从昨天听说你们要来我就在盼呀，怎么来了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
　　
　　柳兰脸红着说：“侯，侯主任，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侯先生现在是我们大酒店的经理。”侯主任身后跟随来的一个人抢上来说：“侯经理打昨天就吩咐下来要欢迎你们几位到酒店去坐一坐，今天一听说你们到了，立刻放下工作，带我们来迎接，现在就请移步吧！”
　　
　　他们像绑架一样，一人拉住我们一个人的胳膊，不由分说，硬给拉出门楼，进了大酒店，来到一间会议厅。厅里桌上已备好了烟、茶、水果、鲜花，并且沙发上已有四、五个人在坐着恭候，一见我们进来，就像屁股下也装了弹簧，一个个全蹦起来了。侯主任为我们一个个介绍：张主任、李部长……总之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家落座之后，侯主任正式发表了个欢迎词，除了回忆他和我们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共患难”的友谊，还颂扬了柳兰在四合院研究方面的成就，并说我在报社工作中是个权威人士。最后说“我们扩展酒店业务，有了他们两位帮忙，是万无一失了。”大家就鼓起掌欢迎我们讲话。我叫柳兰讲，柳兰叫我讲，我们正互相推脱，侯主任说道：“不必客气，咱们开门见山，你们要什么条件吧！要劳务费？要住房？要酒店永久性的给以优待，尽可以说。”
　　
　　我说：“这是从何说起……”
　　
　　“二位，二位，当着真人不能玩假招子呀。你是记者，柳兰是四合院专家，今天专门来看一〇三号的四合院，你们要干什么？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蚤子明摆着吗。咱们是老战友呀！”
　　
　　张主任就答上了茬，冲柳兰和我点点头：“二位，我们酒店改革能不能成功，我们承包人会不会破产，北京市的税收能不能增加，关键可全在你们手上攥着了。我们酒店不再增加五百套房间就挣不够成本，我们就要破产！要增加房间哪儿找地方去呢？就只有拆这个四合院！你们今天调查完，明天在报上发表篇文章，说这四合院多么好，多么美，多么有艺术价值，市政府就许把它定成文物保护单位，谁也别想再拆它了。我们费了多少劲，花了多少钱，才使规划局答应把这房子划给我们。我们弄个文物保护单位来干什么？没事找事呀？”
　　
　　李部长就又接口说：“我们要买来这个院子拆掉，也不光是为我们酒店。我们是同情那个院子的住户。我们把它买来，立刻另外找地方盖楼房把住户搬迁去，每家都比原来居住面积有所扩大，房东也就借此收到房价，既解决了住房困难，又落实了政策。我们不能不关心群众疾苦啊……”
　　
　　话题就像一只球，在侯经理、张主任、李部长之间传来递去，弄到最后，归为一条：如果柳兰和我调查的结果是这个四合院值得保留，就会对国家、民族、酒店、住户、先祖、后辈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恰好这时，侍应生来请大家去用餐了，从会议室到餐厅，柳兰就真的像个罪犯一样低着头，一语不发。坐到餐桌前，她也仍然毫无生气，但侯主任并不因此愠怒。笑嘻嘻地敬酒布菜。
　　
　　直到终席，又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公文包“作纪念”，这才放我们出门。我们像逃跑一样地钻进吉普车。车子发动了，三个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司机问柳兰：“你觉得这个四合院怎么样？”
　　
　　柳兰说：“我连它什么样也没看见，只看了个门楼。”
　　
　　司机说：“我是问它的命运怎样，能保住吗？”
　　
　　柳兰沉了半天，狠狠地说：“真见鬼，祖宗留下来的艺术遗产，现代的人们好像跟它有仇，不拆光了心不安，就没有一个人出来要求保护它，我真想掉眼泪。”
　　
　　我说：“先别悲观，有见识的人总会有的，你看看这封信。”
　　
　　我把玉茗的信交给她。她看了一眼，放进了衣袋里。
　　
　　八七·十二·十七香港湾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