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多村秀美 (第1/2页)
　　
　　和她相识，很不情愿。是在战战兢兢、犹犹疑疑、不愉快甚至沮丧的心情下见的面。想想看，清理阶级队伍的旋风还在盘旋，我被打成了“**文人，文艺黑线骨干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正在“以观后效”的时候，突然通知我：一个日本学生代表叫做喜多村秀美的，指名要见我。
　　
　　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什么喜多村秀美，不见她！”
　　
　　专政组长叫章德正，习惯性地把个舌头从嘴角舔出来，斜着眼看我说：“你隐瞒了海外关系，现在暴露了，想不认这壶酒钱吗？拿我们当‘老憨’吗？不行！必须见。为了对你负责，我陪你去。记住，就说我是你的朋友！”
　　
　　在宾馆会客室里，我见到一个身材苗条，穿玫瑰色裙，洁白上衣的姑娘。脸型很平常，可是一笑起来就仿佛全身都闪出了光彩，把周围景色都照亮了。她用带山东口音的汉语说：“爸爸叫我务必来看看您。他说我可以称呼你哥哥！”
　　
　　“您父亲的大名是……”
　　
　　“喜多村信一郎。”
　　
　　“对不起！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
　　
　　喜多村秀美拿出在书本内夹着的一片白布，小心地递给我。章组长立即伸长脖子凑近来看。布面上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还有“O型”两个字，墨色已经淡了。
　　
　　我压制住激动。面对秀美、而实际却是说给章组长听的：
　　
　　“如果没记错，这是我当华工时佩带的血型符号。可是请原谅，我仍想不起这和喜多村先生有什么关系？”
　　
　　“您和他在岩国一个小食堂见过面。在场的还有孙伯伯。爸爸送你一件衬衫，你换衬衫时把这个掉了。”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像是有过这么一次遭遇。
　　
　　“你也在？”
　　
　　“那时我还没出生。爸爸和妈妈是在那以后才结婚的。”
　　
　　模糊的记忆开始清楚了一点。我忍不住第二次又抓住她的手，用力地握了握。我问她爸爸身体情况怎样？她说她爸爸中风了，半身不遂，终日躺在床上，妈妈很健康。
　　
　　“你在上大学吗？”
　　
　　“学法文，也学英文，还自学了中文。本来想考语言学位的，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
　　
　　“我想革命。”
　　
　　“于革命就不需要学问吗？”
　　
　　我的“朋友”一直在用眼睛射出芒刺，刺着我的后脖梗，这时他忍不住了：
　　
　　“日本朋友到中国来是取革命经的。你倒向人家贩卖资产阶级的知识至上论。什么学问？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那就是阶级斗争！”又对秀美说：“我看你只要学会中文，能读‘红宝书’，就够用一辈子的了！姑娘，我赞成你一心闹革命。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要有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要用我们的双手把旧世界打个稀巴烂！要决心打出世界一片红！”
　　
　　我本以为这些话会使喜多村秀美感到唐突，没料到她竟十分赞赏，点着头连连称是。她说她早就不满意日本那个腐朽的社会了。人们一心追求物质享受，从而成了物质的奴隶。青年人给毁了，不是不顾一切地学习谋生手段，就是看破红尘、醉心于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革命的抱负、人类的理想都在物质世界面前褪了色。一些读过革命文艺书籍的青年，不满意这个状况，立志改造日本的社会，要恢复人的理想和良知，要消灭罪恶的剥削制度，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各种政党提出的各种政纲，她认为都是荒谬的，不是欺骗就是吃语……
　　
　　“很简单！”章组长把手一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方向路线问题，毛**早就制定好了，就看你们干不干！当然我们只能帮忙、不能代替，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嘛。”
　　
　　我疑心对一个日本青年说这些话是否得体，但又无权阻止他。只好说：“章组长说的是中国的道理，日本的事怎么办，当然只有你们才最懂得……”
　　
　　章组长瞪了我一眼，把我的话给堵住了：
　　
　　“毛**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时秀美的几个同伴也到会客室来了。从她们的神色和笑声中，我看出她们都是赞同章组长的宏论的。她们叫秀美当翻译，热烈地和章组长交谈起来。我完全成了局外人。后来，她们又请他签名。他答应领她们去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参观访问。只是在我告辞的时候，秀美才急忙回到卧室取了一个包袱来给我，说是他爸爸送我的。他爸爸在广播中听到受批判的文人中有我的名字。先是怀疑是不是我，后又担心我的安全怎么样，所以要她打听一下我的地址，务必来看我。
　　
　　“看见你安全，我们放心了，希望你继续革命，不要落伍。”她又改用日文问我：“章先生说的话很有吸引力，他是理论家吧？对我们很有教益。”我说：“话都是书本上印着的。不会不对吧！符合不符合日本情况，你要自己考虑。”章组长眼睛盯住我不放，很怀疑这两句日文的内容。
　　
　　“我告诉她，你讲的全是书上印着的。不会错！”
　　
　　秀美笑着点点头，章组长这才不无怀疑地和我一同告辞走出。路上我就把那包袱向章组长“交公”了。他打开来看，见是一只脱胎漆的花瓶和一张名片，便鼻子里哼着说：“不送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全暴露了。”名片也没给我。但我看了一眼，地点是岩国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天晚上，章组长宣布叫我搬回牛棚，重新接受审查。并召开了第一次复审批斗会。
　　
　　批斗会一开始，先由章组长介绍我在外国人面前散布“资产阶级知识至上论”和他打退妖风、宣传毛**革命路线，并取得彻底胜利的经过。随后就要我老实交代隐瞒了的重大海外关系，交代喜多村一家是什么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一个小城镇作童工。我推着车去医院给住院的工友送饭。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就躲在一家叫落叶堂饭铺的门廊里避雨。那是日本战败的前夕，饭铺里除了豆腐渣已没什么东西可卖，上班时间，又下着雨，客人是极少的。可是一个侍者却过来撵我。我说：“我避避雨就走，这有什么妨碍呢？”他就用日本人专骂中国人的下流话骂我。我和他吵了起来。这时从饭厅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穿一身旧西装，戴一顶战斗帽，听我们争吵了几句，就拿出一点小费，把侍者支走了。他轻声问我：“你是中国人？”我说：“是的。怎么样？”他沉吟了一下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请你吃杯酒好吗？”我说：“我没工夫，还要去医院宋饭呢！”他说：“那回来时总有工夫吧？”我冷冷地说：“回来时再龛吧！”我根本没打算他会真请我。说完，看看雨小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推着车走了。送饭回来，还没到落叶堂门口，那个撵我的侍者就迎了出来。满面堆笑地说：“刚才冲撞了您，很对不起老板请您去坐一坐。他已经等候很久了。”说着抢过车把，把车推进饭铺。
　　
　　饭厅里很冷清，只有一个朝鲜老太太在弯着身子吃豆腐渣。侍者领我穿过饭厅和后院，来到三间日本式居室门前，报告说：“客人到了。”居室的门拉开，那个四十多岁的人和一个穿和服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就迎了出来，一边说“请！请！”一边把我让进屋内。“榻榻米”上放了圆桌，摆了满满一盘炸鱼、几盘小菜，还有一瓶“菊正宗”清酒。本来我是满不在乎的，这一下可害怕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喝酒？要是酒里下了蒙汗药怎么办？会不会骗你喝醉了酒，然后让你在他们的卖身契约上捺上手印啊？所有听过的凶险故事一下全在脑子里记了起来。我不敢坐下去。四十多岁的人就拍拍我的肩说：“请随便！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问：“自己人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穿和服的老头把嘴凑到我耳边说：“我们俩也是中国人，想跟你打听点家乡的情况。”他用的是纯粹山东半岛的乡音。这使我安心了些。
　　
　　坐下后，他们一边向我劝酒，一边打听中国的种种情形。问得详细而凌乱：日本到底都占了哪些地方？棒子面多少钱一斤？女人还裹脚吗？八路军到底是不是都会飞……我一一地述说着、解释着。他们不断发出一半中国话、一半日本腔的感叹声：“这样子嘎？”“想不到呐！”“欧谋西娄枯哪！”
　　
　　轮到我问他们的来历了。他们俩就结结巴巴、断断续续而又十分热情地向我叙说：他们有只个伙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山东去法国当劳工的。大战结束，他们就失了业。回国呢，无房无地，逃不出一个饿字。听说德国战败后很缺劳动力，二人就把得的纪念章、奖章卖了作路费，到了德国。到了那里才知道，招人的地方虽有，可不是招工，而是招兵。招去苏联搞武装干涉的雇佣军。管他是军是工，不是管饭吗？管饭就去！他们就穿上军装到了苏联。和红军接了两次火，就感到不值得，三个人就商量：“咱们是卖力来的，又不是卖命来的。冒这个险干啥？听说红军对俘虏不错，干脆投降算了。哪里不是混饭吃？”在法国他们就听说过，红军是为工人阶级打仗的。三人钻出战壕，打上白旗跑到了红军那一边。红军听说是中国人，十分优待，没让他们进俘虏营，把他们直接编进西伯利亚兵团跟日本军去作战。可是不凑巧，西伯利亚兵团打了败仗。一个伙伴受了伤，两个伙伴抬着他。三个人全叫日本人抓了俘虏，押送到日本四国岛上去。战争结束后，要遣返战俘。俄国人全送走了，因为他们不是俄国公民，就只好在日本留了下来。这三人除了老孙念过几年私塾，那两人全不认字。想进工厂当工人也不够格。幸亏三人前后当过四个国家的工人和大兵，有一个始终在伙房打下手，学了一手作大兵西餐的手艺，就拿遣散费，摆个小摊卖起街头西餐来。卖了几年，多少攒下点钱，把饭摊搬进屋子，算是有个店面。有了钱，三个人也就有了矛盾，干厨师的那一位总觉着他那份分得少，一怒之下抽了股，到一个大使馆当厨子去了。剩下老李和老孙，两人觉得决不能再分开，就抱着团活下来。靠了省吃俭用，官面上打点得周到，买卖兴旺了一阵，就在这个小城又开了个分号。平时老李在这坐镇，隔三差五老孙也来瞧瞧，两人都没家口，在财产上、收入上也就不分，你谦我让，过得相当和气。眼下因为战争生意冷清了，只是对付着过日子。
　　
　　我问：“你们不想回国了吗？”
　　
　　他俩互相看了看。老孙低下头，擦了下眼说：“回去我们没有饭碗。在这儿混吧！哪块黄土不埋人呢？”
　　
　　尽管给病友送饭占用的是我休息的时间，回去太晚也要挨打，说到这儿我就匆匆告别了。但从此以后，一有机会我就到落叶堂来小坐一会儿。旧历年，工厂放了两天假，并准许外出两小时，我又去了，恰好老孙也在，正在吃年酒。他们就留我吃酒。吃过几杯后，老李亲热地对我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我攀个大辈，叫你声侄子，今天我对老侄说句体己话，要不合适你也别在意，我不知你家乡还有老人没有，也不知跟工厂订的是活合同还是死契？如果家乡还有老人，又订的活合同就算作罢。如果没有牵挂了，想在日本这地方混呢，我想把你从工厂赎出来。咱们合到一起过。你有个落脚处，我老了也有个依靠。也免得我两眼一闭，挣下点家当全便宜了外国人。”
　　
　　我告诉他我家中还有一家人。工厂订的是两年合同。期满送我回国。虽不能遵命，对他的厚意还是感激的。
　　
　　他们俩便用日语议论起来。我日语说不好，听还是能听懂大半。听老孙劝老李说：“不要三心二意了，就把那个女人娶下吧！入赘就入赘，改籍就改籍，姓丈人姓就姓丈人姓。成家立业是正经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老孙大几岁，指望你照顾我；你老李老了，谁照顾你呢！”
　　
　　他俩议论一阵，又劝我一杯酒。老李从衣柜里拿出件新衬衣叫我换上，说是表一表乡亲之情。那时日本纺织品奇缺，三年的配给票加在一起才能买一件人造丝衬衣。这礼物是很贵重的。我高兴得再三称谢。是否就在这一阵忙乱中把血型符号掉了，已记不清楚。
　　
　　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他们说喜多村等三个人，明摆着是国际间谍。同时为德日两个法西斯服务，很可能还和苏联的克格勃有关系！他们请你吃饭，是拉你入伙，你接受了这个邀请，头一天就出卖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连榛子面多少钱一斤都说了！那件衬衣，就是你出卖情报的报酬，你自己也说了，那是件贵重礼品。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会白送你贵重礼品？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吗？你应当交代你回国后还跟他们有什么联系，拿白布条作联络记号是什么时候约定的？这一次喜多村秀美来找你是什么任务？
　　
　　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麻烦，没兴致细说它。奇怪的是章组长一边要我承认是特务，一边却去陪秀美他们串连，而且连一起吃饭的发票都拿来向我“报销”，说是替我招待了外宾。一个月后他给我送来一张照片：说秀美走了。照片是留给我作纪念的。这张照片也实在妙，确有纪念价值：喜多村秀美穿着红卫兵的假军装，戴着红袖标，高举红宝书作“三忠于”的姿态，日本妇女那副温良恭俭让派头，一个月功夫消磨得剩不下多少，确已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只是仔细审视，比纯牌红卫兵们眉宇间尚少几分杀气。更妙的是，她还在照片后面题了字：“兄长！祝你继续革命不落伍。”我这里在交代怎样向她出卖情报，她那里却在表示要“三忠于”，已经有点牛唇不对马嘴了，这“特务联络员”竟然鼓励我继续革命，岂不古怪？我问章组长这该怎洋认识？他得意地说：“你看看，经过我们造反派耐心的工作，连她都在毛**革命路线的感召下觉悟了，你还坚持反动立场吗？彻底交代吧！想一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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