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多村秀美 (第2/2页)
　　
　　一晃就过去了好几年。“狗打石头人咬狗”的局面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垮台了，比他们上台所用的时间少得多。而在后期，章组长又忙于跟自己老婆离婚和追求一位香港来的打字员，对我放松了追问，这笔糊涂帐终于往“***”头上一推了事。
　　
　　从牛棚出来之后，在待分配的闲暇中，翻看过时的“参考消息”，又想起了喜多村秀美。那时小报上，登了一些外国红卫兵武装闹革命的事。其中也有来自日本的消息。我虽不敢和外人议论，可心中颇有怀疑“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法宝。在地窄人密，通讯、交通很现代化的日本，当真也“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一看到秀美那张穿绿军装、举红宝书的照片，我就忧虑：她会不会贸然参加那些扔炸弹、劫飞机之类的事去？会不会碰到什么意外的遭遇？她那年已七十岁的父亲又怎么样了？女儿会不会和他划清界线、一刀两断，像我们中国许多家庭那样演一出悲喜剧？
　　
　　我注意阅读来自日本的每一行新闻。可是找不到有关她的消息。
　　
　　一九七七年，我恢复了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门打来电话，说一个日本来访团体和翻译要见我，问我见不见。我急不可待地问：“是喜多村秀美吗？”
　　
　　“对！”
　　
　　“能马上见她吗？”
　　
　　“马上可不行。她后天才有时间。到时候我们派车来接你吧！”
　　
　　我答应了。可是这一天我心乱得什么也没干下去，急于想知道她近两年的情况。
　　
　　从恢复工作以来，为了把我这半残的身体弄硬朗点，我坚持步行上班，起得相当早。早晨路静人稀，常会看到大白天不易见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门打电话来的第二天，是个有雾的清晨。我上班时经过天安门前，走过金水桥旁，听见有个女人的哭声。无意间向哭声起处望了一眼，发现坐在地上的竟是个穿墨绿色连衣裙，头发蓬乱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错路找不到宾馆了？是不是钱包叫人偷走了？虽说忌讳仍然很多，心有余悸，但总还有一点中国公民的责任心，不能昧着良心假装不懂日本话。我就走过去问了一声：“您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吗？”
　　
　　女人抬起头，擦擦泪看了我一眼，随即叫了声：“兄长！”接着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来。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没办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见面总要把我放到个尴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个样，这一次更蹊跷，天刚亮，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外国女人拉着你的手哭……我简直手足无措了，有点着急地问：“你怎么啦？说你明天才有时间见我，怎么今天倒有空在这里哭，你疯了？”
　　
　　“幻灭了。哭我自己，可怜我自己！”
　　
　　“说明白一点不行吗？”
　　
　　“还用说吗？”她指指东西长安街说：“红海洋没有了！语录牌没有了！揪斗牛鬼蛇神的红卫兵队伍没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国人说这些话，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顶回去，更可能一个耳光打得她头脑清醒些（我没真打过人，可是在想象中打过人，而且把人打倒了。这种想象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从我挨章组长的第一个耳光时开始产生的）。
　　
　　我说：“原来我以为你是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是善于思索的人。没想到竟这么轻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轻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简单。”这一句带责备的话，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来问我：“这是你说的吗？我是称呼你兄长的！”
　　
　　“我就是以兄长的身份来指责你的！”见她没有说话，我又问：“你在中国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个城市，总共二十天。”
　　
　　“你在这二十天里把你的眼睛转到普通中国老百姓身上去：工人，农民，老干部，知识分子，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和你上次来时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问问他们对现在党中央的政策是什么态度！你可以从我开始。你上次来时，为了嘱咐你自己分辨章组长的话，我得冒险说日语，现在我可以站在天安门前充分阐述我的观点！你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吗？我身边还有监视的人吗？”
　　
　　“唔！章组长？是你那个朋友吧？后来领我们和红卫兵串连的、给我们讲革命道理的那个人？”
　　
　　“对。”
　　
　　“我倒想再和他谈谈。听听他的看法。”
　　
　　“你见不到他了！”
　　
　　“怎么？被监禁了？”
　　
　　“监禁他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见不到？”
　　
　　“他不在国内了。”
　　
　　“你说什么？”
　　
　　“他随他的妻子去香港了。走时请了一年探亲假。已经两年半了，连信也没来过。”
　　
　　“世界上有这种事？我不敢相信。”
　　
　　她冷静些了。说九点钟要陪“友好之船”的人访问参观，要我送她到宾馆去。路上我问她近年的情况。她说上次回去后，就放弃了学位考试，全力搞革命了。她们一伙人处处打先锋。她自己曾两次被捕，遭到了警方的监视。而普通的日本群众，却不理解她们，怨她们过左、过激，破坏了斗争的统一部署。她们很苦闷，认为这么干不是解决日本问题的好方法，想单独组织游击队，准备武装斗争。她们几个人全是中等家庭出身，没吃过苦，身体也不强，所以决定先从锻炼身体入手。夏天爬山，冬天滑雪，每到体力不支时就集体背语录、背毛**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一次登攀富士山时，她脚一软从半山上跌了下来，造成脑震荡，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年，仍然一看书就头疼。所以出院后就被她父母送到京都的三笠山下住疗养院。一住整整三年。出来时世界变了样子，原来一块准备拉游击队的人，有的找了工作，有的回校读书，大都认为那是狂想了。还有几个坚持这条路线的，却转入了地下活动，总之是找不到了。她不知自己该怎么办好，所以找机会再到中国来取经。可没想到，中国已成了这样。
　　
　　过了一会儿，她像想起了什么，站住脚问我：“那位章组长真去香港了？”
　　
　　“走了两年了。”
　　
　　她怔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要是真的，我还得大哭一场。”
　　
　　“这也值得你一哭？”
　　
　　“你到宾馆就知道了。说不定有个奇迹在等着我们呢！”
　　
　　她拉着我进了宾馆，直奔饭厅。进了饭厅，有许多空位置，她却不坐，领着我到坐满人的几个桌跟前去转悠。转着转着嗓子里“嗯”了一声，领我径直走到靠屏风的一个桌前站住了脚。
　　
　　那桌上，一个穿米色西装，留长发、大鬓角的男人正专心致志地在切荷包蛋，他感到背后有人在注视他，停下刀叉回过头看看，随即满脸笑容地站起来说：“是喜多村女士吧？怪不得昨天我越看越觉得眼熟。吃过饭我想来打听一下，您已经走了。”
　　
　　秀美回过头来向我作个眉眼，那人也把目光转到我身上，这次是放声地笑了：“文学家先生！从报上看，你是很得意了！”他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拈出两张名片，给了我们每人一张：“兄弟这次是代表岳父来谈生意的。请多关照！”
　　
　　名片上印着：“香港龙风贸易公司驻京代表章德正。”
　　
　　喜多村秀美涨红了脸问：“这真是您？”
　　
　　“不会错，不会错。昨天晚上在这儿我们不是碰见过吗，当时您没认出我来，我也没敢认您。”
　　
　　我拉拉秀美的衣袖说：“我们先去吃饭吧！”
　　
　　“我在反胃，还能吃得下饭吗？”她用手当真地捂上嘴，快步跑出了饭厅。
　　
　　章组长有点失措。我拍拍他的肩说：“吃您的荷包蛋吧。你一向是勇敢的。什么都不在乎，还计较这点小事？”
　　
　　我把名片插进他兜里，走出饭厅，当真也有点恶心。
　　
　　秀美正站在大厅的楼梯口。我要说话，她拦住了我。
　　
　　“再见吧！让我自己去想想。我会把想的结果告诉你的。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不想听任何人的说教了。”
　　
　　她不等我告别，自己就往楼上走。上了几阶，又转身下来对我说：“这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不能说他不好，可今天看见的这一切，你叫我回去说什么好？”
　　
　　我说：“你说中国人真不了起。居然把不可一世的‘***’打倒了！把那些骗子、强盗像排脓似地挤出去了。肌体恢复健康了！”
　　
　　她什么也没说。摆摆手，自己上了楼梯。
　　
　　我告别了她，赶紧往机关走，我头晕，血压上来了。必须去吃药。
　　
　　半个月后，她临回国前夕，从上海给我写来一封信。说是：“我接受你的忠告，观察了许多人，也询问了许多人，结果我否定了自己。并由此又产生了信心……”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因公到日本去。这一年因为倒春寒，樱花开得晚。四月中间到东京，还赶得上去多摩川赏樱花。接待我的朋友陪我去看樱花，并且告诉我，有几个搞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将在多摩川等候我。
　　
　　从新宿到多摩川，总要走一个多小时吧。汽车一辆接一辆，还要不时停下来交过路费，高速公路实际上速度是不高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车的背后跟上来一辆朱红色的丰田王冠小轿车。我行亦行，我止也止，真有点寸步不离的劲头！陪我的朋友回头看看说：“很妙，我们长了尾巴了！”我也回头看看，笑着说：“总不致于是便衣先生吧！”朋友说：“中日是朋友，警视厅对中国朋友倍加保护，出专车警卫的事当然有。可你还不够那个地位呀！”我说：“会是谁呢？”他说：“不论是谁，对你都没威胁，只有一家除外。”我问：“哪一家？”他吞吞吐吐地说：“手举语录本，把你们看作背叛革命的人，在日本是有的。不过你放心，对他们来说，你的目标也还小了点！”
　　
　　到了多摩川，几个老朋友聚在入口处外边等我。寒暄的时候，有人说：“还有一位要见你的人，不知为什么迟到了！”
　　
　　我还莫名其妙，那辆朱红色小车拐了个急弯，吱地一声停了下来。前车窗探出个女人的头说：“我陪客人一起来了！保护着他来的！”
　　
　　大家喊她：“调皮鬼，快下来！”
　　
　　她却把车开走了。开到老远的停车场停放好，才飞也似地跑来。因为穿了身粉色西装，头发又剪得很短，所以摘下太阳镜后，竟显着比上次见面时还年轻了。
　　
　　“秀美！”我板着脸说，“我一到东京就提出要去岩国看你们一家。你知道我来，不来照面，反而跟我的踪！”
　　
　　“叫你尝尝日本红卫兵的厉害！”她哈哈笑着抓住我的胳膊摇了半天，对大家说：“他是我的哥哥，你们知道吗？”
　　
　　大家都愕然了。问她出于什么典故？
　　
　　“你问他：我爸爸差一点把遗产交给他！幸亏他想家，回国了，不然这世界上有没有喜多村秀美还说不定！”
　　
　　大家又纷纷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把向章组长们交代的事又交代了一遍。他们说：“写下来，写下来，一篇好小说呢！”
　　
　　多摩川满城樱花。各种肤色的孩子们，乘着悬空翻转的游戏列车，在半空中发出又害怕又高兴的尖叫声。那条仿照江户时代旧貌重建的小街上，一片熙攘。人们在围观武道馆里武士们的剑法表演。
　　
　　我拉秀美慢走两步，落在人群后边，问她：“你早就知道我来了？”
　　
　　“我是日中友好运动的中坚分子，当然知道。”
　　
　　“你在干什么？”
　　
　　“温习功课，准备重上大学，应付学士入学试验。”
　　
　　“重回书斋了？”
　　
　　“不。为了弄懂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去学德文。我体会出一条真理：革命者，要寻找自己的道路，不能指望别人给你开一条现成的路！革命是关系到几亿人的命运，要讲科学，要作刻苦的研究、实验。光凭浪漫主义走不通。”
　　
　　“你爸爸同意了？”
　　
　　“爸爸死了。”
　　
　　我一下呆住了。几十年没有见面的机会，现在有了却见不到了。我心里很难过，问她：“你靠什么生活？”
　　
　　“我丈夫管理着爸爸的饭馆。”
　　
　　“你结婚了？”
　　
　　“我妈不愿作生意，我又不会干。不结婚怎么办？吃什么？”
　　
　　“你丈夫原来作什么？”
　　
　　“我们是当初红卫兵的同志。可他现在的兴趣转到搞事业上去了。我们两人分了工，他作生意，我探求真理。他得来的生活资料和我得来的精神收获两人同享，共同为日本革命奋斗！”
　　
　　我哈哈大笑。她也陪着我笑。前边的朋友听到笑声向我们招，责问我们：“你们兄妹见了面，只顾说私房话，把我们作朋友的扔在一边，太失礼了吧？”
　　
　　一九八〇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