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氏父女 (第1/2页)
一个老战友来信说,他回了一趟沂蒙山,并且去了燕子崖……
我第一次到燕子崖,是日本投降那一年。半夜,下着大雪,队伍走得很疲劳了,爬了一山又一山,到了这个高山顶上几间石屋跟前。司务长和几个揣着手的老乡在村头迎接我们,一个班一个班地叫,叫完一个班就由一个老乡领走。叫到队部时,一个半截黑塔似的大个子,瓮声瓮气地说了声:“来!”就头也不回地带着我们拐进一个夹道,进了一个小院,打开一扇屋门。屋里点着灯,地上铺了草,闪着火亮的灶上沿着锅盖突突地冒热气。
“看看还缺啥?”
灯底下才看出,这瓮声瓮气的话语,竟出自一位花白胡子的老汉。
我们谢了他,说啥都不要了。
“那就睡觉,有话明天说!”
老汉径自走了出去,随后听到了堂屋门响。
第二天推门一看、满山遍野一片白。
部队的习惯、早上起来头件书是挑水、扫院子。队长是女同志,指导员把脚威了,挑水的差事自然就归我这当通信员的。可是我就怵的是挑水,倒不是怕累,怕的是那套担水的家什。这地方挑水不用木屑铁桶,用的是瓦罐,两个月来我的津贴全赔了瓦罐。
我在堂屋房檐下找到了钩担和瓦罐,硬着头皮挑了出去。偏偏这地方没有井,吃水全要下到山沟里挑泉水。上下二三里地,我把一担水挑回来时满身都冒热气,汗湿了的棉帽子一圈冰凉。我哆哆嗦嗦,一步一扭走到院里,轻轻放下前边的瓦罐,然后往下一蹲,就这时,脚下一滑,只听“啪”的一声,回头一看,后面的罐子又没底了,水流了一地。
我又气又恼,望着那破罐子冒火。忽听得背后脆生生的一个嗓子说道:“看啥咧?看也破了!”没等我回头,一个梳辫子的姑娘,穿件半旧红花棉袄,月自棉裤,大步走到我跟前,伸手抢过钩担,扭身就往堂屋走。走到门口,又回身说:“不会挑就别挑,逞啥能咧!”
“咦,你怎么这样说话?”我本来就在火头上,当然就顶撞上去,“罐子破了我赔你……”
“你们八路军有钱哪!那钱没地方花,专给你赔罐子哪?”
“再没钱也赔你,我砸了罐子我去检讨……”
“你们八路军有的是闲工夫啊!没事干专叫你检讨哪!”
这时堂屋和西屋,同时喊了声:“回来,吵什么?”房东大爷和队长同时出了屋,一人推一个,把俺俩各自推了回去。
这晚上开生活会,我可当真作了检讨。倒不是为砸罐子,而是因为对群众耍态度,我正红着脸在那第一第二地作检查,门外却又吵了起来。
“人家队伍上开会,你去干啥?”
“我去作个检讨,我要不检讨就要叫他作检讨了,吵架本是我开的头!”
除去我,屋里的人都笑了。我这检查也就半途而废。生活会变成座谈会,他爷俩和我们闲谈了一个晚上。这才知道老汉闯关东去了二十几年,走时光身一人,回来时带着个四岁的丫头。说是在外边成的家,老伴半路上故去了。在家乡又抗了十几年大活,减租退押后才有了房子地。老汉叫齐五,姑娘叫玉凤。
那时正是日本投降之后,解放战争开始之前。人们刚从八年抗战中熬过来,又扬眉吐气地推倒了封建地主,所以把每一天都当节日过。锣鼓声昼夜不停。找个理由就扭秧歌踩高跷地热闹一阵。这一老一小都是爱热闹的,一开会齐老汉就练“断魂刀”,玉凤就扭秧歌,常常爷俩闹得谁也不做饭,带着满脸脂粉蹲在灶膛口上烤地瓜吃。玉凤不光是业余演员,而且还包揽杂物。不论扭秧歌,演节目,少了绸子了,没有油彩了,她都说:“找我要!”其实她也没别的招,不过是到我们队部来硬借。那怕你说出大天来,她要借的东西最后也得借走!
有一天,我们队长拉住玉凤说:“你整天来要这个借那个,今天俺要有来有往,找你借点啥!”
“重的不借碾盘,轻的不借鸡毛,其余的借啥给啥!”
“说了算不?”
“说一不二!”
“我就借你!”
玉凤眨眨眼半天没吭声。
“俺们排个戏,缺个演小妮子的,把你借来怎么样?”
“这事不简单,我得核计核计!”玉凤一下子收起那副孩子气的脸相,把眉头拧了起来。
队长很意外。在沂蒙山根据地,平日要缺个演员,识字班都抢着来,轮不上还兴许哭鼻子。怎么这个整天演戏入迷的小妮子反倒迟疑起来了呢?
“你们要借我多少天?”玉风问道,“上远处去不?”
队长说借两个月,只在附近演出,不往远处去。
“你们跟我爹说了吗?”
“先听听你本人意见。你要同意了,我们再跟大爷商量,还要跟村政府商量-呢!”
“我同意。可是有个条件。”
“你说。”
“借给你们演戏去,可得保证叫我按时回来收拾家务,做饭挑水。能顾上家的地方我去演。远了,够不上家了,你们另找别人。”
“行。”
“还有一条。”
“岁数不大,你的条件还不少呢!”
“丑话说在前边呀!我爹要来为我要求什么,你别答应,我的事我作主,你们答应了也不算数。”
队长认为这都是小孩子举动,随口就答应了。因此也没急着去找老汉谈。
第二天五里地外的一个村有集。玉凤一早挎个篮子卖线去了。齐大爷就提拉着烟袋进了队部。他先在当地打个踅磨,问了几句不要紧的话,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你们跟妮子都谈妥了?”
队长问:“您指的啥事呀?”
“你们不是借人吗?”
“是啊,您的意见呢?”
“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呀?”队长解释说,“我们借她来参加演戏,也就在这三里五村转,白天不耽误她回家做饭,晚上照样送她回来睡觉。按照规定,借用期间派人给您代耕,按军属待遇。您看不挺好吗?”
“不好!”
“那依您的意见呢?”
“你们把她正式收了去。”
“正式收入要上级批准,我们光有借的权利。”
“借也行,那得正式八经地借。你们一边借用一边是个考察。孩子就是演习,演习就越像真的越好,位听说参了军还天天回家做饭的?既借去,就按你们的人对待,那怕还在这院住,家里事不许她再来操持。”
队长说:“那我们再跟她本人谈谈?”
“不用谈,她的事我作主,你们接受我的条件,明天一早我把人送过来……”
正说着,外边清脆地喊了声。“爹,你去队部了是不是?”
老汉一听,慌张起来,忙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她回来找手套,在外边听了半天了。”
这时王凤在外边跺着脚喊:“不用嘀咕,我不去了,我不去!”
老汉说:“你看,闹夹生了不是?”急忙走了出去。爷俩相跟着进了堂屋,关上门,就嘁嘁喳喳地小声争论起来。
队长一看事情办砸锅了,就找指导员商量。两人又去找村长,问村长可有办法把事情挽回过来。村长说:“不好说,他爷俩的事不好说,我去找识字班负责人谈谈吧!只要妮子点了头,老汉好说,他家妮子是一家之主。”
这天下午我们去军部听报告,村长和识字班怎么作的工作不知道。第二天一早,齐大爷笑嘻嘻地领着玉凤到了队部,说:“我给你们送人来了。”
队长问:“你爷俩谈判妥了?”
玉凤说:“订了条约了,俺爹答应的,隔两三天回来摊一回煎饼,收拾一下家务。”
宣传队员的生活,比外人想象的紧张得多。出操,喊嗓,背词,排戏,缝幕布,洗服装……除去候场,没多少闲工夫。队长以为齐大爷就这么一个宝贝妮子,又从小没娘,该是娇养惯了的谁知玉凤竟是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丫头。任性也是有的,但那是在小事上。在节骨眼上,她竟比队里年纪大点儿的孩子们还懂事。正式的工作很忙。一吹休息哨,别的孩子就像出了笼的鸟,连叫带跳地玩去了,她却不声不响把驻地扫得干干净净,把内务收拾得井井有条。谁的领子破了,扣子掉了,她拿针就给缝上。起先因为她是借来的群众,人们还和她争啊抢的,日子一多,大家反倒成了习惯,一有事就喊:‘凤妮子!’就这样,她家的煎饼还总是一叠叠存在筐里,柴火一捆捆堆在院里。大家简直都弄不清她什么时候干的。可我们队部知道,那是在演戏闭幕之后,早上出操以前。自然我们也帮把手,主要的活还是她干。
借用了两个月,大家对她很满意,领导上暗地同意正式吸收她参军了。不久,队伍接到命令要转移,队长就把玉凤找到了队部来。
“你觉着咱们这工作怎么样?”
“再好没有了。”
“想正式当个宣传员不?”
“想!”
“告诉你吧傻妮子,上级同意正式吸收你了,就看你跟你爹的意见怎么样了!你同意不?”
玉凤浑身一震,低下了头。只见她满脸通红,太阳穴上青筋一跳一跳很激烈。等再抬起头来时,两眼含满了泪,哽咽着说:“不,我不参加。”
大家都很意外。指导员问:“为什么?”
“队上同志对我好,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我不能参加。不把俺爹伺候入了土,我一步也不离他!”说完她蹲在墙角,呜呜地哭了起来。
玉凤是独女,本来就不该动员她参军,只是看到她父亲有心叫她参加,她又具备学演员的条件,队上才这么考虑。如今本人不愿意,当然也就作罢。指导员和队长安慰她一阵,送她回班里去。临走她郑重其事地说:“你们要念我还有一点好处,答应我别把这事跟我爹谈了,千万别谈。”队长也郑重地答应了她。
第二天,大家送了玉凤两身军装,一些日用品,还给老汉量了五斗麦子,算作玉凤的津贴,热热闹闹地送玉凤回了家。齐大爷虽说满口感谢,殷勤张罗,可脸上隐隐地有些不自在,但什么也没讲。
过了一天,部队拂晓出发了。集合时,堂屋关着,父女俩谁也没出来。我们以为他们没睡醒,悄悄把铺草捆起,屋子扫净,背着背包走了出去。走出村有二里来地,天也亮了,只见老远处一块石头上坐着个人在抽烟。队伍走近,他站起身迎了过来,正是齐大爷。
大家向他摆手打招呼,他也摆手,直到队长走近了,他才开口说:“我想问点事咧!”
“您谈!”指导员和队长出了列,我背着枪陪指导员站到路旁,让队伍先走过去。
“妮子在队上有错误?”
“没有,干得很好呀!”
“她不是当宣传员的材料?”
“很有天才、百里挑一呢!”
“那为什么不留下她?”
队长看看指导员,指导员说:“你老就一个女儿,按规定不能吸收她参军哪!”
“唉,这是个啥规定哪?”老汉摇头说,“我硬硬朗朗,用不着服侍。她跟我呆一块能有啥出息呢?我就这一个孩子,看着她有个着落,这辈子我就没挂心事了。怎么你们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因为曾经答应过玉凤,不把和她谈话的内容告诉她爹,所以队长只好安慰他说,现在队伍已经开拔了,再改变也来不及,下次再走到这里时,再和他老人家商量此事。
“一定你们跟她谈过,这妮子不愿意。”老人说,“你们瞒着我也知道。”
队长和指导员只是笑,不表示肯定与否定。老汉摇摇头,叹口气,连告别的话也没说就朝燕子崖走去了。
宣传队随着军部开到临沂城,在那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年多。秋天解放战争打响了,我们在鲁南平原打了几仗,过了阳历年,又转身往北开,一夜之间回到了沂蒙山区。
这一夜,又下着好大的雪。天明之前,走到一个岔路口,通信员送来了宿营的通知,宣传队的驻地又是燕子崖。
当我们往山上爬的时候,天已大亮了,远远地听到了村子里打钟的声音。钟声很近,可是爬山要爬半天,等我走到村头,那里由村长带头已经又聚集了一大伙人。老乡们一认出是宣传队,就连呼带喊地围上来跟这个拉手,跟那个拍肩膀。村长就在喧闹声中大声宣布:“得了,房子也不用再分派了,原来谁住哪还上那里去。”
队部的几个人跟着齐大爷又到了那间西屋,仍然是屋里点着灯,地上铺了草,闪着火亮的灶上,沿着锅盖突突地冒热气。
齐大爷招呼大家坐下的同时,他自己也坐了下来。叭哒着烟袋问我们这一年来在鲁南作战的情形,我们给他讲了消灭国民党二十六师、预三旅的战斗经过。他听得又是拍大腿又是笑,一个劲地说:“奶奶,这才叫痛快!奶奶,这才叫出气!”随后他又问我们,这战局将会怎样发展?敌人会不会很快就进到山里来?队长说,仗打到最后,当然是我们彻底胜利,不过眼前怕要经历一个艰苦阶段。敌人何时进山,咱摸不准,来怕是一定要来的。
齐大爷沉思着点点头。
我们问为什么不见玉凤?他说,玉凤参加了战勤班,上区里受训、学习护理伤员去了。说是今天结业,但不知为什么没回来。
第二天拂晓,部队集合出发。齐大爷穿得整整齐齐,背着一个小包袱也来了。原来村里派他作我们的向导。队长问:“带个十里八里路就回来,您还背个包袱干啥?”他说:“自从打仗以来,我这个小包上哪儿去都不离身,谁知情况有啥变化?万一出了事回不来,我省得抓瞎。”
他领着我们爬过两架大山,到了打尖的地点,队长就请他回去了。临走前,他从怀里掏出个用线缝着的手巾包说:“这是带给玉凤的,我以为路上能迎着她,谁知没碰上。我估计你们再往前走能碰上她,交给你们带给她吧。”
队长说:“她马上就回来了,还带这干什么?”
老汉说:“当爹的,就是这么个心意。碰不上也不要紧。她们训练班住在虎头崖,你们是必得经过的,到了那你打听一下交给她也行。到现在没回来,兴许训练班延期了。”
队长接过了包,放在自己的皮挎包内。
队伍继续行军,始终也没碰上玉凤。下午路过虎头崖,大队在村外休息,队长进村打听一下,都说这村从来没办过任何训练班。而且和燕子崖也不属于一个县份。队长这才觉得自己做了件冒失事,把个无法转交的包接在了手,只得打进背包背着它!
阴历年前,队伍开到了莱芜附近。有一天半夜,走到一座高山脚下。向导说,爬到这山顶上,晴天能看到远处的火车了。临上山前,队长下令休息一刻钟,会抽烟的抽袋烟,不抽烟的嚼口干粮缓缓劲。准备一气翻过这座山去,以防天亮后还在山上行动,被敌机发现了目标,暴露了行动方向。
在休息时,就听到远处有人喊什么。因为前前后后都有部队在行进,谁也没注意听。休息完毕,背上背包要继续前进了,一个骑兵飞跑上来气哼哼地说:“你们宣传队都是聋子、瞎子呀?这么喊你们也听不见,丢了人也瞧不着?”
大家问:“谁丢了人,丢了什么人?”
“你们的队员!一个二道毛子,掉队掉到俺们连!你们是等一下还是派人去接。”
队长赶紧叫各班清点人数,查的结果一个也不少。就说;“你不调查研究瞎放什么炮?我们没有人掉队,你找错地方了!”
正在这么说着,后边一个脆生生的嗓子喊了起来:“队长,等等我!”随着,一个穿军装,剪短发的身影就在月光下走过来。大家还在奇怪,那人双脚立正,敬个礼说:“我是齐玉凤!”
已经站成一列的队伍顿时乱了,大家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乱喊,特别是女同志,哭的,笑的,尖着嗓子喊的,什么样的都有。队长摇着手说:“纪律,纪律,这是夜行军哪,我说同志们……”
骑兵气呼呼地一边嘟囔着一边勒转马头走了,他大概狠骂两句这群自由兵,可谁也没顾上听,听见的也没工夫去跟他拌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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